所以统治者强调施实德于民[⑧]，以真心善待民众，认为天惟时求民主[⑨]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[⑩]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[11]。
中国近代的政治理念为什么和西方近代的政治理念有很大区别，应该说与士大夫作为近代化运动的主体有关系。曾国藩按照慎独的要求，在待人接物中自觉地内省改过。
到了宋代，理学的修身工夫论又有进一步的发展，如周敦颐力倡主静、立诚、无为。曾国藩强调，诚意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，他倡导明宜先乎诚，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，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，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因此获得了一种一致性。如他与人久谈，过后会反省而觉得不妥，即所谓多言不知戒，绝无所谓省察者，志安在耶？耻安在耶？他看人作应制诗而应酬性地当面夸奖，他回头也会自责不忠不信，何以为友。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去拜访唐鉴，唐鉴传授的修身工夫论给曾国藩莫大的启发。但是，您认为士大夫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依旧存在，并且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。
一百多年前，科举制度废除了，原来意义的士大夫不能作为普遍化的社会阶层而存在。故而，作为社会精英，一定会在当时的社会思潮、道德风尚方面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。此即所谓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（《系辞传》），对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积极加以调控，方能取得成功。
王弼注曰：泽无水则水在泽下，水在泽下，困之象也。正如豫卦《彖传》所说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大生，是说浑沦无所不包。隐遁于世，其操不改，举世不被理解也毫无怨悔。
而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保合太和，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人与人的和谐，人与社会的和谐，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等。并特别强调千万记取此（仁字）是个话头（《朱子语类》卷98）。
其筮法语言，这里暂且不论。又应效法地道，胸怀博厚，能包容各方面的人，容纳各种不同意见，并使他人与万物各遂其生，各畅其志。而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，就是最高的德行。水火相息，即显示出要有所变革。
大和即太和，指最高的和谐状态。又要妥善处理异中之同，此即《彖传》所说：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圣王的价值在于顺天应人，化成天下。朱子《周易本义》注曰：雷出地奋，和之至也。
明罚敕法（噬嗑《象传》），必须严明刑罚，整饬法纪。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，即与自然相协调。
时虽困也，处不失义，则其道自亨，困而不失其自亨也。观察人文，是为了成功地教化天下民众。
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，知命之当然也。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（谦卦《象传》），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，取有余而补不足，尽力做到分配公平。商纣无道，武王伐纣，商亡而周兴。《易传》是对《易经》所作的解释。就其哲学意义说，意谓：伟大呀，乾元，使万物赖之以创始化生，并且统贯于天道变化的整个过程。下文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大和，乃利贞，则是对利贞的解释。
是说，雷动风行，相须相助，乃天地间恒久之象。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，行吾义而已。
是说，君子观鼎卦之象，从中得到启示，则摆正位置，确定本分，恪尽职守，尽心竭力，兢兢业业，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实现致命遂志的最高价值追求。这两条《彖》文又明确地指出，圣王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化成天下，创造并延续人类文明。
喜悦之道的伟大作用，就是使民众能相互鼓励啊。其贲卦《彖传》云：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
夫坤，其静也翕，其动也辟，是以广生焉。夫具生理者，固各继其生，而物之归根复命，犹自若也。意思是说，圣人掌握了《周易》的法则，其德行就可以与天地、日月、四时的变化相一致。是说，如同太阳有出有入，六位由此而成，并且因时而乘六龙驾御于天空。
照朱熹所说，雷出地奋，作乐崇德，天人协恰，就是最佳的和谐状态。当然，《易传》所提出的太和价值理想，并不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，也不是无原则的混同。
这也是对乾卦元亨之德的进一步解释。除此之外，皆不必追求。
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①。就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说，《易传》提出了与天地合德说。
可以看出，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理想。其三，要穷神知化，穷理尽性。况随时善处，复有裕乎？又曰：下险而上说（悦），为处险而能说（悦），虽在困穷艰险之中，乐天安义，自得其说（悦）乐也。它似乎昭示着，位高权重者必须对上天与民众保持某种敬畏。
（《横渠易说·复卦》）有此天地之心作为生化万物的本体，方有生生不已，大化流行，而又生机盎然的整个世界。节以制度（节卦《象传》）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，对各种关系和事物加以节制，使之有条不紊，顺利进行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
咸卦《彖传》云：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观察天文，是为了弄清节气时令的变化。
及其成，则物之成实者各具生理，所谓‘硕果不食是已。这与《中庸》所说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也是一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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